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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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4

发布会透露,四川省将强力推进以立体交通为重点的开放大通道建设,形成陆海互济、东西畅达、南北贯通的“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通走廊和对外经济走廊,这是四川省改善区位条件、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吸引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全面提升经济辐射力、资源集成力、开放影响力的重要保障,对支撑“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深入推进全面开放合作,实现“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如何打造?发布会解读,打造的主要思路是:按照“空间上多向多极、方式上多网融合”,统筹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发展,坚持“提升东向、突出南向、拓展北向、推进西向、强化空中”,加快构建“四向八廊五枢纽”为主骨架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着力推动民用航空强枢纽、铁路发展提速度、公路网络上档次、内河航运扩能力。  到2022年,四川省力争铁路总里程达到6000公里(高铁建成和在建2300公里)以上,基本形成成都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及云南桥头堡的高速铁路大通道;建成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全省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8个;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9000公里,四级及以上航道总里程突破1600公里,港口集装箱吞吐能力突破300万标箱。  具体而言,四川省将把全力打通高铁进出川大通道、畅通铁路货运大通道、全力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速完善高速公路网、加快实施内河航运扩能工程、强化成都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等,作为详细任务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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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阵”发言人蔡培慧,早就成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农阵”骨干、没有企业经营经历的吴音宁成为坐领高薪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另外,“农阵”重要成员姚量议出任台北畜产公司总经理、陈吉宁出任“农委会副主任”、詹顺贵出任“环保署副署长”、曾旭正出任“国发会”副主委。可见,“农阵”成为蔡英文的“人才摇篮”,台湾出现一批新的“绿色政治新贵”。  对于吴音宁等一批社运人士成为民进党重新执政后的“政治新贵”这一社会现象,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也看不下去,发表文章认为,“社运人士在政治领域冒然出线,占着政务位置,进行高强度的政治性分配,却又对政治生疏、不屑,因而左支右绌,荒腔走板,成为政治丛林中的小白免”,并认为吴音宁事件根本是蔡英文“特异权力运作架构形成系统性危机的局部呈现”。  吴音宁,1972年出生,台湾漳化县人,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台湾日报》记者,著有《蒙面丛林》、《白米是炸弹客》、《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等,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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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 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

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

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

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 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

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

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 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

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

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 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

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 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

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来源:中联部网站。